Abstract
本文的目的，是探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傳入中國的途徑，輸入後的發展、傳播，及其對清末民初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敘述進化論輸入前後，中國的時代背景。第二章討論引介進化論的首位功臣－－嚴復。第三章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探討中國式的進化論，以康有為為中心；一部分探討深受西方進化論影響的梁啟超。第四章論列第二代社會達爾文學者－－胡適的思想。最後一章結論，則略為敘述批評進化論的言論，以便對進化論有較全面的認識。本文試圖對普賽（James R. Pusey）的《中國與達爾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提出另一觀點。普賽認為第二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無甚創意，其內容僅為重覆第一期的思想。個人卻發現前後兩期的思想重點與思想史角色有著明顯的差距。大略而言，在清末，中國遭列強環伺，隨時有亡國之虞，因此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主要是以生存競爭和優勝劣敗較為流傳。在民國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中，面臨新舊之爭，因此進化論改頭換面為赫胥黎的存疑主義與杜威的實驗主義，成為文學革命、重估傳統文化的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