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就沙港村內有資格參加圍捕海豚活動的成員而言，生產關係維繫與傳承的基礎在於“沙港祖”觀念的運用，以分配海豚的帳簿登記為準，聯繫數個人群聚落，形成沙港海豚圍捕活動的合作關係。對整個生產合作團體來說（包括沙港村與員貝村）漁穫分配規則中的網份，為沙港村所獨有，是沙港村其他參加捕捉海豚者（例如員貝村）重要的區別，藉此由外在參考團體為指標畫出社區的疆界。沙港村內部的層次而言，網份的傳承，以及附帶的人份之資格確定，是一種家戶或是個人的權利，此權利可以轉移給男性繼嗣。當此權利轉移給社區中的男性繼嗣時，基於下列兩點：（一）此權利來自前述固定的社區（沙港村）內部合作關係，而非個人選擇是否參與生產勞動的結果，（二）此權利以社區（沙港村）內部合作關係為基礎，可以擴散增生，譬如不論一個父親有多少個兒子成立新的家，戶新家戶成立即意味新網份的成立，所以筆者將之稱為社區財產。沙港圍捕海豚活動基本精神，不在於生產活動的產出物是否可以維生或者是出，售而是以集體圍捕海豚為人群結合的方式，跨越村落內聚落、宗族、宗教等範疇，形成更大範圍人群的結合，在分吃海豚肉背後所蘊含的〞分享〞觀念，更加強社區為一體的意識。民國八十二年二月間發生的沙港圍捕海豚活動，因為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所有捕獲的海豚都被送回海洋，不再以整尾活海豚的形式出售，或者留在沙港當地作為觀光之用。野生動物海豚外銷市場的出現，保育法終能落實在基層執行，將使沙港村不再捕捉海豚。但真正使海豚圍趕活動沉寂下來的，應該追溯至海豚開始行銷國外之始，也就是市場進入到沙港圍捕海豚活動的影響。1976年海豚外銷市場的出現，生產活動的分配物品乃由金錢逐漸取代海豚肉，雖然為金錢如同海豚肉一般可以細分，維持社區合作的形式繼續存在，但生產活動已受到外來市場的影響，營利性質不可避免已滲入生產活動之中。放生事件所揭露的營利與分享精神的衝突，加上法令的禁止，使海豚生產活動不論在社區內部持續的動力，或者在外在大環境的容許上，都面臨極大的挑戰。一旦社區生產合作的動力消失，村落內部原有的人群結合勢力會再度與起，重新做一番整合，下社媽祖官的興建，與媽祖官宗教組織〞公司〞的成立即為一例。宗教組織〞公司〞的成立即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