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王莽代漢問題的研究，長久以來因為停滯在「篡位」的評價上而少有突破。即使有深一層的探究，也多僅限於歷史因果的爬梳，而甚少將之放在思想史的脈絡中去省視。但王莽不用武力、而以和平禪讓的方式建立新朝，無疑是漢代儒學發展到極致的表現，若忽略了這一環，將很容易就錯過了漢代儒家思想史中最精采的部分。 尊儒政策在漢武帝時獲得了正式的推展，儒家也從此邁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在帝國思想的內容上，儒家思想從西漢「反秦」與「承秦」的矛盾中找到了施力點，在反省此矛盾的過程之中，逐步取得並完成了歷史與自身定位詮釋。尊儒政策的推行，另一方面也對帝國的官僚結構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使得由儒者所組成的士人政府終於形成。 儒家思想在形勢 ( 士人政府的形成 ) 與內容 ( 經典地位的確立 ) 配合、相得益彰的優勢情況之下，使得時人對儒家理想懷抱無限憧憬。王莽身處於這樣的時代氣氛之中，終於能夠成為一位眾人所盼望的、一位符合多數人理想的政治領袖，自有其個人的特殊條件。王莽出身外戚，為漢元后之侄，但他並沒有因此而驕縱，反而以“折節恭儉”、“勤身博學”的儒生形象獲得了許多朝野人士的好感。在漢哀帝之前，王莽在政壇上的地位多倚賴與元后的關係，但哀帝之後則以周公的形象擺脫了元后的影響。周公形象之所以能夠在當時獲得多數人的認同，和儒家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王莽不僅因為周公形象的塑造成功使他擺脫掉外戚身份的尷尬，更因為學習周公制禮作樂、起明堂、辟雍…等等作為，使自己突破臣子身份的界限，成為一位文化思想上的實質領袖。 儒家思想對君臣等人倫份際有一定的堅持，因此王莽雖已是當時實質上的政治領袖，卻遲遲沒有即位稱帝，這表示了王莽並沒有違背他所受的儒家教育以及眾人對一位理想的儒家政治領袖所應具備的品質的期待。王莽代漢得以成真的關鍵一直要等到各式各樣顯示王莽應當受命的符兆出現，加之結合了漢人對禪讓的期待，王莽才正式登上帝位宣佈改朝換代。 本論文嘗試跳脫傳統“王莽篡漢”的評價，將王莽代漢的過程放在思想史中重新檢視，從時代思潮以及王莽個人的特殊條件兩大角度分別去觀察，藉以顯示西漢儒學的發展情形以及其特有的內涵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