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以Ian Hacking的精神疾病史方法與生態位隱喻，本論文從疾病的醫學理論、文化意義、可觀察性與個人意義等面向，分別考察在台日人的熱帶神經衰弱、原住民的自殺、本島人的歇斯底里等民族性精神疾病，於日治晚期台灣存在發展的歷史。在生態學理論中，生態位是指一個種群於生態系統中，求生存、安適與繁殖所需要的全部生活條件。將此概念運用於精神疾病史研究，亦即將歷史中的精神疾病視為特定時空下的一個物種，一方面從環境面考察所有攸關其存在發展的因素，以了解精神疾病完整的生命史，另一方面則就精神疾病與環境的複雜互動，多元地詮釋其意義。而從本文的研究看來，這些日治晚期的民族性精神疾病既不只是權力的建構，也不純然是生物現實或心理現實，雖然藉著其與民族性的連結，它們可以被視為日治晚期權力機制的一環，以打造帝國所需的個人，但是在個人意義的層面上，它們依然是存在於歷史現實中的心理現實，而反映出某些集體的處境與心態。 所謂的民族性精神疾病，並不是一個給定的概念，而是在研究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概念。它們並不只是某民族特發或好發的精神疾病，而是被認為可以體現民族心性特質從而定義此民族的精神疾病。本文所討論的幾個疾病，都具有這樣的特質，亦即在台日人的神經衰弱、原住民的自殺與本島人的歇斯底里，同時也就是神經衰弱的日本人、自殺的原住民與歇斯底里的本島人。這個概念本身是時代的產物，在民族是最重要的分類範疇，以及民族性是權力首要對象的殖民脈絡中，以精神疾病定義民族性，為個人的治療與改造提供了知識的基礎，而構成權力的民族性部署；但一旦此脈絡不復存在，精神疾病與民族也就失去原有的連結。 最後，在日治晚期權力的民族性部署中，一個顯著的面向在於其所定義的民族性，並不是強調必須維持民族界限以防堵污染（contamination）危險的「性的民族性」，而是強調必須打破個人自我障壁，而能以帝國集體意志與行動取代個人自我慾望的「自我的民族性」。在醫學理論的層面上，精神科醫生則是傾向以自我的病理機制，而非性病理或退化病理，來解釋這些民族性精神疾病。於是，神經衰弱的日本人必須化解自我憂慮，成為隨遇而安的南進前鋒；衝動的原住民必須馴服蠻性，成為帝國溫順的臣民；歇斯底里的本島人則必須卸除冷漠自私的心態，以成為具有國家意識的本島皇民。這些針對個人自我的治療，事實上即是帝國於戰爭時期對於個人的動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