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90年代是台灣民族認同變動的年代。同時期社區論述與社區運動也躍然成為「顯學」。社區運動作為社會力的主要展現形式，其特別之處是獲得各個流派與不同意識型態陣營的認可並投入參與。究竟是怎樣的脈絡致使社區運動得以勃興？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跟社區發展政策有何不同之處？為何它能獲得台灣社會的高度共識？本研究認為90年代社區運動之所以蓬勃興盛，與先前十年的民主化與本土化社會歷程高度相關。以社區為單位的思考（以地域為主體的思考）和「社區總體營造」論述因而被視為改良代議民主與深化台灣文化的出路與實踐場域。 本研究主要討論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與新興民族認同之間關聯為何。關於新興民族認同如何形成，台灣學界對於投票行為、鄉土教材、省籍情結、鄉土文學論戰…等面向皆有研究，但並未有研究關注地域文化作為民族認同的內涵。就理論層次而言，強調同質性的民族主義運動和強調地域性的社區運動之間似乎是充滿了張力，兩者是否存在著相互協調的可能性？本研究試圖呈現「地域記憶」與「民族記憶」之間的協商過程：多樣性的地域記憶如何能建構出一個整體性的「地域-民族」記憶(local-nation memory)？本研究指出：社區運動與民族認同的接合主要是透過人地關係的修補而達成，該人地關係便是「家鄉感」的概念。 家鄉感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元素之一，而「家鄉感」的形成必然凝結到具體的實體之上（如村落、土地）。這個以家鄉感為主的民族認同內涵正是台灣的民族主義研究所缺乏的觀察與分析。本研究認為，台灣經驗恰可提供一個觀察的窗口：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作為一個民族建構的政治方案，其特殊性在於：國家並非採取由上而下地單向建構新興認同，而是讓人們自行發掘家園週遭的歷史傳說。關鍵詞：社區、民族認同、社區運動、地域認同、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