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日治時期台灣島內米、糖兩部門發展存在著基本的衝突，即製糖廠需要農民種植甘蔗來供給其製糖原料，在土地供給數量有限下，製糖業被迫與稻作農業相互競爭土地資源的情形，歷史文獻上稱為「米糖相剋」。 「米糖相剋」問題除了表面上，製糖業與稻作農業彼此競爭土地資源外，也涉及「日本殖民地經濟政策」矛盾的爭議。本文將從總督府於不同時間執行不同的「殖民地經濟政策」，各州「自然環境」有所差異，與米、蔗、糖「市場價格機能」運作等三個角度，來瞭解日治時期「米糖相剋」問題，並透過台中州與台南州的資料圖表，及應用統計迴歸分析，對「米糖相剋」相關爭議性問題作深入探討，且得到下列結論。 總督府於1905年頒布「製糖廠取締規則」，與設置「原料採集區」，導致製糖廠被迫在「原料採集區域」內，與米作部門爭取蔗作耕地，造成蔗作地與稻作地呈現「一消一長」的相剋狀況，是產生「米糖相剋」問題的根源。1902年成立「大目降甘蔗試驗所」，所培植耐風雨、抗病蟲害、高糖分的外國優良蔗苗都較適合在水田區耕種，是埋下日後米、糖兩部門在水田區爭奪耕地的導火線。而新式製糖廠為爭取蔗作面積採「原料收購法」，甘蔗收購價格是參考米價訂定，希望藉由提高蔗米相對價格來增加蔗作面積，但本文實證結果卻顯示，製糖廠提高蔗米相對價格，並無法增加蔗作面積佔蔗稻總面積之比例，隱含日治時期「米糖相剋」問題無法透過米、蔗市場價格機能的運作來解決。 殖民地後半期，台灣總督府為化解日本國內的糧食危機，鼓勵台灣農民耕植蓬萊米，蓬萊米作於1924年後開始迅速普及，在稻米需求急劇增加，島內耕地面積又有限下，米、糖兩部門原本的「爭地問題」更形嚴重（以台中州最為顯著），「米糖相剋」問題因此浮出檯面，引起日籍學者熱烈討論。台灣總督府為解決日益嚴重的「米糖相剋」問題，只好透過行政權對台南州水資源的利用加以控制、實施「三年輪耕制」，與限制台灣蓬萊米對日本的輸出量，干預殖民地台灣米、糖兩部門的發展，以期能解決台灣島內「米糖相剋」問題，達成極大化日本母國福利的目標。 最後，本文實證結果也顯示，當日本糖市消長影響製糖廠甘蔗原料需求變動時，新式製糖廠以調整旱田植蔗面積來反應日本砂糖市場的波動，導致日本糖市的消長會影響台南州「米糖相剋」問題（因為台南州的蔗田大多是旱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