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我的研究意向是從Durkheim的社會觀出發，也就是從社會的宗教性特徵來切入新聞媒體所報導的媒體事件的過程做為一種社會儀式的觀念。媒體把「釣魚台」當做全台灣的焦點新聞大肆報導，而從新聞中也可以看到校園裡沒有如第一次保釣般沸騰，而即使和釣魚台生活上最接近的漁民也大多將此一事件當做媒體所報導的一般事件一樣，全台灣的人把這件事當做重大事件來關心的並沒有幾個。於是，對這個現象的發問，可以從讀者、觀眾的角度來看為什麼他們對這些新聞沒有興趣？也就是，把讀者、觀眾當做詮釋者，他們如何看新聞內容這個文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從新聞本身來看，為什麼這種文本是有問題的？也就是，把新聞媒體當做詮釋者，把「釣魚台」這個事實存在當做文本。對於讀者、觀眾而言，對「釣魚台」的感知，首先是經由新聞媒體的詮釋，所以，新聞的內容是值得做為探索讀者、觀眾的反應的切入線索。而我的研究，則是針對新聞媒體事件這個文本是如何敘事、詮釋出來的。「社會記憶」的概念對於討論新聞詮釋有什麼意義呢？我從Gadamer 的哲學詮釋學的角度來豐富「社會記憶」的意義。也就是說，「詮釋」如果是有意義的，是來自具有從本體論上的根源來進行。Gadamer 繼承Heidegger 的"Dasein"概念，談人類經驗結構的本體上的共通性──也就是，Dasein的本質是由於有「理解的前結構」(fore-structure of understanding) ，於是人類的溝通得以有效的進行，也就是，能夠彼此理解對方的意圖，表現這些共通性的就像是「傳統」、「先見」──代表的是一種屬於特定時空背景的人所擁有的詮釋的經驗結構。於是，新聞詮釋是否可以和閱聽者之間產生共鳴衝繫，新聞詮釋對閱聽者而言是否可以是有意義的經驗，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新聞詮釋者用什麼樣的經驗結構來處理這個事件及再一次運動社會記憶，換言之，一個無法讓閱聽者感受的新聞，基本上，是採取了和閱聽者不相同的經驗結構，所以，新聞媒體和閱聽者在各自的經驗結構中詮釋，卻無法彼此激盪。就Gadamer 談詮釋的「應用」的問題來角度看，社會記憶代表這個共通的經驗結構，所以對當代人有意義的詮釋得以產生。在「釣魚台」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新聞媒體使用了和他們自己、和閱聽者不同的經驗結構來詮釋這個事件，也就是他們背離了日常性、人民性的社會底層基礎，而從和閱聽者的生活不接近的經驗結構進行詮釋，他們這種直接把政治、外交的議題當做事件的發展方向，將釣魚台所可以引發的反省深度化約得十分簡單，也和人民的經驗結構距離遙遠。所以，新聞媒體對於社會記憶的再活化的努力，一直是顯著十分單薄，相對於蘊涵於人民生活內部的社會記憶的多樣性，不難理解為什麼新聞大多數時候總是和人民感知保持距離，而無法創造使人民可以進入反省的儀式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