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論文關心的主題是,當部份的台灣工會,在八○年代由異化到「自主」的 過程中,所謂的工會「自主」,在女工的生活中,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意義? 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的雙重宰制下,在階級與性別的複雜關係中,女工是否 可能、或者如何藉由工會組織改變自身的處境?當女人跨向工會這個為男 性主導的「公領域」,遇到什麼樣的難題?本文試圖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掌 握「自主」工會運作的性別邏輯,一窺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以此勾勒「自 主」工會運作的性別政治,其特色及形式究竟為何。作者採取文化研究的 取向,涵蓋歷時性及共時性的描述,考察「性別」的意義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的反覆實踐,構成性別政治的面貌。這樣的考察不僅侷限在工會本身的運 作,還關聯到家庭與勞動場域。是這三個場域彼此的緊密結合、行之有年 的「歧視性勞動安排」、「家庭主義」的日常生活實踐,構作了「自主」 工會運作之性別政治的形式。總括地說,性別權力關係在日常生活中,是被 細緻地運作著。並且,本個案所呈顯出來的是一種共識型的性別政治,然 則,若女性的工會參與愈投入,便愈能感受到不同領域（家庭的、工廠的, 工會的）的壓力,進而導向衝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