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臺灣與香港之間由於地緣相近，兩地在經濟、文化上多有接觸與交流。〈臺灣文學場域中的「香港」──以鍾曉陽、西西、董啟章為例〉便是在此前提下，探究於文學的交流和發展上，臺灣與香港的聯繫呈現出的面貌。且以臺灣文學研究為本位，一方面理解香港文學與臺灣文壇交織的互動關係，一方面也補足臺灣文學涉外關係討論的缺乏。 本文以七○年代鍾曉陽、八○年代西西與九○年代董啟章三位香港作家進入臺灣文壇為劃分點，除了以年代標幟外，三人作品內關於性別、香港意識等幽微連結，均是本文選擇三位作家為觀察對象的初衷。借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field）概念，將香港作家作品放入臺灣文學場域做考量，發現不同時代的香港作家被引進臺灣的方法不盡相同，且整體臺灣文壇的趨勢與生態是最具影響力參照變數。 從鍾曉陽、西西到董啟章踏入臺灣文壇的歷程，可知早期臺灣文學場域看待香港作家作品，乃是以大中華的心態，香港文學的「香港性」尚未被突顯，且期待閨秀風格與溫柔敦厚的言說維持消逝的文化正統地位。另外，戒嚴時期香港也是臺灣遠眺大陸的一扇窗口。於是，香港作家同時身負「傳訊者」的角色，有效連結臺灣、香港、大陸以致國外的文學訊息。不過，之後臺港兩地文壇的供需關係，又因為香港文學長期受到商業化的侵擾，嚴肅文學不得另外找尋可能的出口，此時臺灣便提供了更多的資源與發表管道。於是，臺灣轉而成為香港文學的海外接生地。香港在這個階段，已逐步發展出具有本土性、香港性的作品，對於臺灣文壇來說，這些化育自香港本土化過程中，面對九七大限、回歸中國所產生相關的香港意識與書寫，某方面來看則是提供了一則「香港寓言」，有益於臺灣作為對照。 臺灣文學場域出現的「香港」，即是長期以來臺灣出版了不少香港作家作品，而這些並非偶然的單一事件，背後深富臺港文學場域的交流、連繫意含。如果我們把香港文學進入臺灣文壇的過程，放在整體性的框架下來檢視，雖然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作家屬性，呈現出的具體情況並不相同，但以「香港」之名存於臺灣文壇，的確有其特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