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文對於元代士人主體性的討論, 是從跨文化理解的觀點出發, 分別以三章處理蒙古滅金 (1234年), 忽必烈頒行蒙古新字 (1269年), 以及元朝政府對地方重要士人積極進行收編 (1350年) 時士人主體的形塑問題. 首先討論的是蒙漢文化接觸之初的士人主體. 蒙古人在接觸漢文化的初期, 是以僧道方伎的概念辨識/ 釋放某種士人的主體. 然而, 這種理解為作為一種身分群體的士人帶來了過去為曾有過的主體的扭曲. 這一主體的扭曲是蒙古人的跨文化理解實踐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遺忘與忽略文化差異性的結果. 士人試圖在為蒙古人提供新國家論述之服務的同時, 對於方伎的喻說做出某種程度的挪轉與撥弄, 以迴避其主體因蒙漢文化差異被刻意遺忘而遭受到的類比暴力. 其次要討論的是元代中期士人主體在其蒙古新字論述中的位置. 蒙古新字可以是來自西方佛國的梵音; 可以是向四方傳達中原之音的利器; 可以是較漢字更為古老的文字, 代表著遠古的淳樸文化. 但是, 它卻不是新近才來自北方的異族文字. 北方被置換為西方, 當下被置換為過去. 透過這種替代的方式, 士人重建一種東西交會的過去, 而不是南北交會的當下. 透過這樣的蒙古新字論述, 士人將陌生與難以接近的蒙古政治及文化空間, 轉換為他們所熟悉, 獨享的歷史記憶, 藉此在其中尋覓主體得以存在的空間. 最後討論的是代表元末新士人主體的因商致富的 "隱者" 顧瑛, 與過去舊有仕隱框架之間的衝突. 顧瑛的 "隱逸" 修辭之目的是建立顧家作為地方士族的系譜, 而此一修辭策略所展現的, 已經與一般 "隱逸" 的概念所代表的價值相衝突. 顧應同時還藉由與隱逸相關的歷史典故以及宗教論述的交疊運用, 在過去被用以規範士人主體的 "仕隱" 架構下, 醞釀著往往被歸為屬於商人而非士人的 "豪俠" 特質. 顧瑛面對蒙古政權的徵召入仕, 絕非僅僅是背對權力的召喚, 而是翻動, 悖離, 嘲笑著士階層的二元結構的最底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