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摘要蒙古大軍揮軍南下進入中原的農業地帶，帶給北方的中國居民難以預料的戰禍與恐懼，對當時的人民而言，在戰火之中尋求一個安家立命的方法，是最重要的目標。金朝滅亡以後，北方中國又面臨一個新的異族政權，向以為政府服務為職志的士人階層，因為受到蒙古人不論何時何地皆要以最大限度為其利益服務的實用主義影響，在這其間所受到的衝擊也最大，勢必要調整個人與家族生命續存之方式，以適應新政權的種種制度與要求。本文觀察蒙元之際與元代的關中士人之仕宦與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表現，以得出士人在元代政權之下的活動情形。在仕宦方面，由金末到元代的關中士人有著強烈的世代連續性。關中士人家族的仕宦歷史來看，大部分的關中士人在金朝皆有出仕的紀錄，即使是在受到種族歧視政策影響以及士人傳統仕進方式—科舉考試被取消的元代，這些士人家族的仕宦傳統也因此而斷絕，其子孫三代皆出仕任官者佔了元代關中士人的大多數，意味著關中士人對於時代環境的強烈適應性格。以婚姻連結與參與地方社會事務的方式，是關中士人用以維持家族社會地位的策略之一。元代關中士人的婚姻締結對象均集中在關中地區之內，且聯姻對象之社會地位往往皆是與其背景相當的士人家庭，顯示其有意藉雙方聯姻來維持鞏固家族在地方上的固有勢力與地位。由元代關中士人參與各種地方社會事業的舉動來看，亦同樣顯示出他們欲藉投入各種活動，在鄉黨鄰里之間建立良好的聲望，以確保家族的地位。細部來看，由觀察金末到元代的關中士人的境遇與其交遊網絡，可以見到金末至元代的關中士人之交遊圈性質的演變。金蒙之際的關中士人皆為金朝遺民，依其境遇與活動範圍可分為「中央型」與「地方型」兩類，因為受到戰亂波及，這個時期的關中士人多數選擇向外避難，直到金亡亂定後才回到關中。因為在大蒙古國初期，在國家制度與官員的選用制度上均未有定制，因此他們大多居家閒賦，出仕機會較少。至忽必烈封土關中，關中士人因而獲得許多被徵用的機會，其交遊圈亦因而有所轉變。理學對於關中士人的交往而言，是一個相當重要且不可忽略的交遊機制，受忽必烈召至關中興學的許衡，將理學在關中的影響程度放到最大，加上幾位關中士人的傳承學脈，使得關中地區有成為理學在北方的幾個學術重鎮的趨勢。而關中士人彼此的交往，也因為對於理學的共同興趣，逐漸建立其在學術上的群體意識。元代以後的關中士人交遊網絡，呈現出很強烈的地域性色彩，由其交往對象與婚姻連結的對象來看，均是在士人階層當中流動，顯示關中士人的社會生活交遊網絡亦具有單一性與侷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