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金融自由化是近十年來全球共通的趨勢，台灣也致力於自由化政策的推動，在加入WTO之後，國際上要求台灣自由化的程度會更深，所以必須要瞭解金融自由化國際化之後對台灣金融體系的影響，而為了分析這個影響，本文採用Stiglitz的信用分配模型來討論銀行與企業之間貸款決策，並加入各種金融自由化的效果來討論金融自由化對信用分配的影響。 在本篇論文中，探討金融自由化以後，融資管道如何影響企業家融資利率。在只有一個間接金融的融資管道時，因資訊不對稱，若提高利率會有Stiglitz所稱正的效果與負的逆選擇效果造成信用分配的問題。在自由化開放浪潮下，開放金融機構設立及允許跨業經營，企業家融資管道多樣化，此時銀行若提高利率除了正的效果與負的逆選擇效果之外，還包括負的利率反應的敏感性效果。故本論文分析指出，信用分配只會發生在某個區間。在這區間之外，提高利率則無Stiglitz所稱逆淘汰，反而是有正淘汰現象。 隨著金融自由化程度越深，當本國的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國內的企業家就越能在國際上尋求資金來源。而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互動，是需要靠完善的金融監管制度來形成市場的紀律，以避免發生企業家與金融機構勾結的弊端及企業至海外投資或外國企業至本國投資所產生之聯合財務報表查核及監督等問題。而透過此篇論文的分析金融國際化政策與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對於銀行是否仍繼續採行信用分配。我們推論： 一.若高風險企業家若可更自由向國外籌措資金，則信用分配發生的可能性增加會。反之，若低風險企業家可更自由向國外籌措資金，則信用分配發生的可能性就會下降。 二.完善金融監管制度，會減少企業家與銀行之間的勾結與代理行為，但企業家本身訊息問題對銀行而言仍是存在，但銀行採取信用分配極大化利潤的可能性會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