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第一章緒論： 從史書中可以看到西漢有數量極多的傳講經義的著作，但這些著述到現在必須仰賴其他書籍稱引時方得見，而且也不過是有限的幾句。面對這種殘亡現象最簡單的解釋莫過於：這些作品，和魏、晉以降的這類作品相比較，從內容和方式來看：不如魏晉，但這種解釋無形中已預設了：經義的傳講應該如魏晉作品，也就是更為貼近儒門傳統。然而，這個預設真的是正確的嗎？本文即試圖證明，兩漢傳講經義的二、三特質並非始自兩漢，乃是延續先秦儒門的傳統。藉此破除以兩漢儒生傳講經義特質乃是儒門解經傳統中的歧出的看法，說明這樣的特質才是先秦以來儒學正統傳講經義的方式。 第二章 從兩漢經學界一項令人矚目的現象談起： 首先就兩漢經學界家數眾多的現象來談，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除了歷史、政治因素，還有一個可能的因素，即是對經義的體會不同。這種對經義體會不同的現象在不僅在西漢時已有，還可推溯到漢以前：《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同解《春秋》為例，三傳的說法、觀點不同；同樣的在論禮、論人性方面，在孔門第一、二代弟子身上同樣可見說法迥異的現象。故知兩漢同治一經，對同一段經文解釋迥異的現象可溯源至孔門初期。 第三章 儒門論學授業的一項特質： 在本章中即進一步探討個中原委。孔子在教導學生的時候，論學授業的態度即是側重實用，對於同一命題從來沒有標準而統一的答案，只有一個共通的原則便是「實用」。為了達到實用的目的，有時必須斷章取義，文本原義正確與否並非關注焦點，所以雖同出一源但學者體會殊異。由於我們處理的是文獻詮釋範圍，自然特別看重孔子這套教法是否在戰國儒生傳授時繼續存在，所以檢視了代表戰國時期的出土文獻：《孔子詩論》和楚帛書佚《易》傳。為求周延，在下斷語之前，實有必要觀察在其他先王典籍方面是否也流露這種特質。然而史闕有間，我們無法得悉儒生們詮釋《書》、《禮》時的情況，以至不得不從大方向入手。 第四章 儒門對神話、古史的態度： 孔子授業論學，除了六藝之外，弟子還經常以古史神話來向孔子請教。本章的寫作方式便擬從戰國時期的孟子入手，由戰國時期而至西漢再回溯孔子的態度，看看是否一脈相承。發現儒門在面對神話時，會刻意消減神話的性質及色彩，將之歷史化；對於古史，則是為了維護、闡釋自家理念，會不顧眾說，刻意將古史人物行徑過度道德美化，但也正因為此種過度以論代史的作法，反而使得理論陷入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戰國儒生這種面對古史及神話的態度究竟是別入門徑？抑或是一脈相傳、其來有自？所以需得回過頭去看孔子的態度。發現儒生不重歷史真相、刻意悖乎史實的態度實是源自於孔子。 第五章 儒門運用廣義史料的一項特質： 本章處理不多關懷歷史真相卻又看重歷史材料的儒者如何利用廣義的歷史材料。我們先從寫定於戰國時期的作品入手，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近世出土被題署為《儒家者言》、《春秋事語》的兩本佚書，內容大多借用簡短不失趣味的小故事傳達儒家的一些觀念，足為儒者不喜空言立說，每每借行事以明大義該傾向的佐證。另一類則舉傳世著名的文獻：《左傳》為例。然後進入西漢。歷史淵源既明，則西漢時期出現《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這些集合眾多故事以彰義的作品，不但無足為奇，而且根本可謂乃恪遵儒門家法了。為了顯示這種傾向之深廣，文中特別舉出照說應以訓解經文字詞為主的《尚書大傳》為證，居然不時添加一些與經文理解無關的傳說、故事。由此可得悉：在儒生的心目中，重義不重事，事謬無礙義正，後者方是儒門傳講先王學時的關懷所在，「真」、「正」在儒門是可二分的。 第六章 儒門對古語、嘉言的運用： 自古以來，史官既記事，也記言。我們也就順著這脈絡，在全文最後一章探究：儒門除了喜歡利用歷史事件為講學材料，是否也會利用既有的嘉言善語呢？孔門弟子門人非常看重孔子的「語」，以致有《論語》的編撰；另外，確實有跡象顯示孔子曾用到諺語與格言。這兩方面在戰國時期都有賡續。相傳《春秋》是孔子心血所繫，傳授箇中大義時，特別採取層層剖析其微言的方式，《公》、《穀》二傳即是前者修訂後的總匯。而傳世《荀子•大略》中的某些節段、近世出土被題署為《語叢》者，可視為後者的代表。而淵源自這兩方面的蛻變遺緒到西漢仍可見，即章句之學與《說苑•談叢》。而這也就回到了本文一開始所指陳的現象所在：家數眾多，因為要想在當時經學界開宗立派，章句之學為不可或缺的前提，而一家章句中固然需要稱引師說，更要緊的是要求從遊者在傳講經義時謹守他的嘉言善語，否則那套「學」勢必及身而終矣。 第七章 結論： 兩漢傳講經義在本文所欲探究的那一隅表現的二、三特質並非始自兩漢，乃是延續先秦儒門的傳統。西漢傳講經義時的那些特質不僅是上承先秦儒門傳統，而且當置於傳統中國學術風尚脈絡全圖中，它們也非異類，反倒居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