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天母球場由興建始至是否開放職棒比賽進行存在不少討論和對立，是否由於天母地區的高社經形象，和棒球運動的大眾化平民化，天母球場是否開放職棒的議題與階級品味有了關聯，甚至階級差異也衍生至議題如何被公共討論的過程中，筆者認為天母爭議可說是不同階級之間的對話過程；而從這個台灣沒有過的球場爭議中，也可看出棒球運動在台灣文化中的定位、意涵，無論是單單將球場爭議視為鄰避現象或是社區運動，都不能把握住棒球運動的文化意涵，則討論亦會有所不足。 經由對抗爭過程的實際分析，已經可以看出這次抗爭不同於上次抗爭之處：社會壓力的差異，而這代表了，球場的公共性意義之增強，相伴地居民主張之排他性（排斥與其看法不同的球場使用方式）亦隨之增加，議題不再只是一個社區議題，居民主張的品味意涵也更加突顯在與外界之對話中；但居民主張的排他性或許並不是有意識的，反而是外界的反響讓居民意識到自身的發言位置，階級生活境況的內外之別，並開始試圖轉化之，開始面對一個「正當性」的問題，居民獨占公園卻排斥球迷使用球場，而大葉高島屋的例子更加說明，居民的社區運動傳統連結的是設施如何具有必要性、能夠為己所用。 在進入階級及品味選擇之意涵討論後，本文強調的是，球場的公共性來自於棒球運動的社會意義及文化傳統，職棒不單純只是商業活動，若將球場之價值視為提供球迷觀賞比賽之公共服務，那麼天母球場的使用爭議或可看作是球迷在與居民爭奪政府所提供之公共資源；而以棒球運動為標地，居民發言所展現的階級品味，與球迷群體看法之間存在了許多差異，以「球場效應」為例，反映的是居民對所在乎的生活環境有著特定想像，「我們這邊的居民是花了40萬60萬甚至80萬一坪買下房子的，和萬華不一樣」，高尚生活品味追求的是寧靜和秩序，棒球比賽相當程度與之背反。 最後本文認為爭議無法藉由目前的配套措施解決之原因是，歡愉球賽中溢出的球迷必定與外在環境產生衝突，但用限制的方式干涉球賽的進行違反了球場內部的運作邏輯，因而不被球迷所認可，居民也承受了責難，因此最後必須由階級品味延伸至公共討論；必須經由公共討論，才能衍生合適的外在配套措施，否則社區運動的侷限性（行動者的同質性、議題的封閉性）會使得公共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一再重演，配套措施淪為私下的妥協、交換，居民以居住權利、環境權利也會失效，公共討論的重要性在此再次彰顯，藉由公共討論的相互理解，情感上的認可方能使得配套措施或任何做法具有合理性，即便最後只是暫時的協議也才開始具有公共性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