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文以馮夢龍的情史類略作為研究中心,企圖由文本中所呈現出來的才女形象一窺晚明文化之若干面貌.才女作為男性書寫中的主體,一方面既已載著男性文人對於知識女體的情慾投射與文化想像;另一方面,在文學與現實虛擬交錯的形象閱讀中,性別與權力之間的角力亦隨即在各種文化論述中展開.在重情思想的召喚下,晚明士大夫極力推崇婦女的才智與奇行,而且又大唱男女平等,然其對於婦女意識的注意,卻始終無法擺脫男女精英在文化位階中的優勢地位,於是才女不免淪為男性士大夫反傳統.反禮教.抗議現實不公.牢騷不遇的表現媒介.而才女作為符合男性中心文化理想與期待中的女體,知識加諸女體儼然為其添增能力與品格的光環,但是在男尊女卑的現實處境中,女才之張揚非但未曾顛覆男女在性別差異上之不公,反而成為婦女置身現實環境之中的一項大災難.承此,晚明文人婦女觀中所標舉的男女平等之說,雖已隱隱觸及性別問題,卻終不以性別問題為依歸的發言位置,其對婦才之表彰,以及對於才女之鍾情嚮往,即令人質疑不已.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是以婦女作為文本閱讀的焦點,以突顥出文化結構中的性別問題.筆者分別就情史類略中所論之情妖.情俠.情憾.情鬼四類分述才女如何才以妖名而現.才以俠名而顯,以及為何因才而致憾.因才而入鬼域,由才之於女體的表現面相,呈現晚明文化中才女主體性的形塑契機.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顥示,明清才女文化之勃興,乃不得不歸功於十六.七世紀江南地區優裕的市民經濟所賜,女性在此物質基礎上取得了接受教育與發展個人才性的機會,於是才女的出現遂由歷史的偶然走向必然,並且開始以邊緣次文化的姿態對主流男性中心的價值體系進行反擊.其中自然不免受到父權的諸多變相打壓與收編,由女才與女德之間的消長即可見一斑.在父權文化的馴服之下,才女自身存在的意義和主體性最終被置換成服務於父系家族的救世能動體,或者淪為男性文人寄寓個人懷抱的表現工具,才子透過才女虛擬化的女體表演,於是完成自身以才自炫自戀的情慾想像.所以,就女性主體性的存在意義言之,男性書寫文本中所描繪出來的才女形象永遠只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空洞能指,除了作為才子筆下騁才言情的表現工具之外,女性個人具體的生存處境從未曾被置於優先考量的地位,自然所有關於女性的主體意識亦未曾獨立存在過,是故終未能對男性中心文化的性別意識造成直接的挑戰和顛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