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曹叡時期的太和浮華案，代表曹魏政權新一代官僚與知識分子的政治活動，以及當世的社會風潮。曹魏政府對浮華案件的懲處態度，影響參與交遊士人的仕宦之路外，也影響了日後曹叡及朝中重臣對新進官員的選擇。太和浮華案發生的始末，牽連整個曹叡時期的政治發展與朝中成員的關係。在討論曹叡時期著名的太和浮華案時，還須進一步分析浮華風潮的背景：曹叡時期，才能解釋東漢末年即已產生的浮華風潮，為何會在曹叡統治時期演變成大規模的政治懲處事件。曹叡即位初期，在邊境上面臨了東吳與蜀漢的軍事威脅，而曹魏的內政本身，又面臨曹叡父祖時代的重臣、宿將仍活躍於朝廷，處處限制曹叡個人的施政與生活方式，引起了曹叡的不滿。因此，曹叡藉著對蜀漢、東吳戰事的發展，展現出自己對軍事的規劃與對敵情的認識；在另一方面，也藉機將曹丕所指定的輔政大臣曹真、曹休、司馬懿等人，調離於中央政治圈外，減少其對朝廷的影響。無論是在朝政、軍事活動、臣僚的選任、宮室營建、生活享樂等等，曹叡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施行，並集權於自己手中，影響了朝中官員的行政職權與官僚體系的運作，減低臣僚對曹魏政權的向心力。曹叡掌握所有大權的心態，除了顯現出其對臣僚的猜疑外，當時臣僚的從政態度，事實上也是促使曹叡猜疑、不安的一個因素。從東漢末年開始的政治動亂，影響了漢末、魏初知識分子對於中央政權之認同感。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嚴重戕害了知識分子對於現實政治的改革熱誠，也損傷了士人對東漢政權的向心力。在面對險惡的生存環境時，士大夫以自保為目標，以累積個人的政治資本、發展家族的社會聲望為第一要務，國家與人民已經不是他們所關注的重心了。對於身居國家最高權力的曹叡而言，自然能夠感受到臣僚的自私心態。曹魏時期的君臣關係，實際上是建立在上下交相疑的基礎上，曹叡時期君臣關係的不良，導致日後的高平陵事件以及曹魏政權的覆亡。曹魏政權滅亡的基礎，肇始於曹叡的統治時代，其禍害則著於曹芳、曹髦時代。曹氏統治者的不信任態度固然是主因，而當時的臣僚的自保心態，也難逃其責。無論是曹叡的猜忌，或是群僚的自保心態，基本上還是不脫兩漢的「革命易代」的想法。漢人對於改朝換代的認知，成為魏晉君臣關係的一大隱憂，嚴重影響魏晉君臣對彼此的信任，也導致曹叡在託孤一事上，舉棋不定、徬徨無依。明清士人對魏晉君臣的評譏甚多，後世士人的批判，提供給我們另一種思考的方式，增加對過去歷史的理解，然而在這些批評中所呈現出來的歷史事件，所代表的是後世士人腦中所認知、描繪的狀況。因此，在面對魏晉政治變動之際的君臣思想，做史料的檢討和分析時，除了借用後人的批判以增加理解，更重要地是必須釐清後世士人所強加於上的價值判斷，才能使魏晉時人的思想更真實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