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對於儒道玄合，魏晉士人如何面對此問題並解決它？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雞的概念」？柏拉圖以為必須事先有一個完美的雞的概念存在，才會有雞的產生；亞理士多得則是認為如果沒有雞的存在，那麼完美理性原型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以此思考方式而言，魏晉 玄學家皆是在「本」與「末」之中遊走，「本」與「末」的關係即是魏晉思想史的特色。 魏晉玄學家的聖人觀比較特殊的一個面向是玄合儒道二家，而聖人觀是魏晉玄學家對漢代經學思潮的突破點。由於漢末鑒識之術的風行，藉由品論人物標準的設立，進而改造理想人格的特質，以符合新時代的需求。玄學家即是藉由聖人觀論點的確立，再接著進行所謂的玄學理論之建構工作。 魏晉聖人觀的重要性並非是在於其內部理論，有更大部分的價值乃是來自當時思想家的精神解放。在專制政體之下，個人自由的覺醒，勢必會影響整體的運作，而這即是魏晉玄學家所普遍共有的矛盾情結。 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還是自然是人類的一部份？當人文社會對個人造成壓迫時，知識分子必然首先感受到這股衝擊力量。魏晉士人即是以此為思考基石，因而漸次的將道家所強調的自然意識加入儒家所奉行的人為規範。事實上自然與名教的問題至今仍然存在，只不過議題擴展為自然與人類科技之間的矛盾關係。就像現代人致力於協調自然與科技，魏晉玄學家亦是對當時自己所處之環境產生了危機意識，故開始著手於儒道之間的調合。由魏晉聖人觀的演變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當時玄學家為大環境與個人所作的努力，而此亦說明了魏晉玄學家並非皆是耽於享樂之輩，更不能將亡國之禍硬套在玄學家身上。 將玄學家與現實環境做一比對，即可發現玄學家聖人觀的演變其實是歷史的必然，而這種必然性說明了個體與群體是無法割裂，必須平衡，所以平衡自然與名教、個體與群體、本與末…等等，就是魏晉玄學家所完成的歷史階段性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