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楊德昌 1986 年的電影《恐怖份子》預示了後來在《一一》（2000）中探討的主題， 強調攝影機對人類視野的延伸和人類理解自我與世界的慾望。不過，《一一》強 調的是照片增進人類的理解能力，《恐怖份子》卻從負面的角度，探討了攝影、 都市與拜物主義的關係。透過與詹明信〈重繪台北新地圖〉一文的對話，本文探 討了偶發事件如何引誘年輕攝影師在日常陳腐又重複的生活中尋找意義，從而膜 拜攝影照片為一種物神，如混血女孩回眸的放大照片。此外，通過「介面」的設計， 楊德昌導演的攝影機破壞了電影縫合的機制，重拾了其震撼和威嚇觀眾的力量， 尤其展現在混血女孩偶遇自己的放大照，以及攝影師在天橋上拍攝行人的無聊場 景。透過標誌、凸顯出電影與真實世界的「交界」時刻，楊德昌以一種「恐怖電影」 的形式，揭示了電影機制中攝影機的存在，並引導觀眾直面創傷性的「真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