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一九五○年代，大量內地文人移居香港，因應政治局勢和個人理念，創作具政治意識形態取向的小說，包括被後來的文學史論述稱為「反共小說」或「難民文學」的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等作品，以及被稱為「反蔣小說」的阮朗《某公館散記》和取態調和的曹聚仁《酒店》。這四部講述南來者生活空間的小說，前兩部以調景嶺作為南來者持守源自內地的固有理念、抗衡異化的象徵，後兩部以公館和酒店喻示南來者所處空間的不穩及其理念的失落。兩組小說描述了兩種遺民空間，指向五十年代南來者思想理念和生活現實的兩面。本論文擬以「遺民空間」為共同的切入角度，探討四部小說如何透過南來者的夾縫處境和遺民意識，賦予香港特殊的「遺民空間」政治隱喻，也探討四部小說在政治意識形態鬥爭的配合和呈現以外，如何進而反思、深化以至對政治話語作出審視和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