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人類生活的本質，交唱著定居與遷離。從原鄉移居他鄉，他鄉日久變故鄉，有時離散異化，有時又衣錦還鄉。原住民族的遷徙，除了自主遷徙，還經歷了全球化下的治理遷徙，以迄當代的城鄉洄游。各族群以自身文化形塑地方特性，也接受他者的文化浸染，從中形塑差異的主體自覺，甚至跨城鄉的浮游群落。
然而，應視為臺灣重要文化資產的原住民族文化，也渡過一段黯淡時期。謝世忠教授提到臺灣原住民族由荷西時期以前的「臺灣唯一的主人」，經歷荷西治臺仍是「臺灣大部分的主人」，清、日治理時期已是「臺灣少部分的主人」，而霧社事件後至國府遷臺階段，厲行同化政策，原住民族終於「完全失去主人地位」（謝世忠 2017[1987]：19）。因此梳理臺灣原住民族於接受他者文化浸染後如何自覺其主體與文化，則為原住民族研究重要的一環。而本文研究對象，正是通過「都市新鄉」之文化磋商，從而發現「舊鄉新家」意義的一個案例。
都市新鄉的跨文化接觸，原鄉我族的「家文化」素養，對移動主體的作用為何？從家族多個世代觀察，能有何種發現？本文以女性耆老的生命史敘事為路徑，分析文化部認定的排灣族傳統刺繡工藝保存者（人間國寶）─陳利友妹女士的訪談記錄，將她描述的多個世代定居於太麻里的家族納入觀察，藉此分析這個六代之內偏向原鄉定居的家族，都市新鄉 vs 舊鄉新家，具有何種意義？
現年79歲的陳利友妹（Lavaus Aluguyan，1943-）的城鄉游移，不只是個別主體的經驗，也隱含她對父系母系六代人遷移定居經驗的體悟。筆者曾於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期間，對陳女士進行工藝家生命史訪談，部分成果發表於《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劉柳書琴 2021：53-136）。根據陳利友妹的口述，她的母系、父系，都有祖先來自海上或從山上搬下的傳說。單就傳述內容清楚的外祖父、外曾祖父以降，定居於太麻里也已有一百年以上。六代中的第二代開始出現都市生活者，地點包括臺北市、臺東市、高雄市，移動原因有兵役徵召、師範求學、依親、技術研習、長短期就業；時間長度從數個月、數年、到23年不等。陳利友妹屬於其口述世代中的第四代，其本人多樣的移動經歷、23年的雙鄉生活，最後選擇返鄉新生等特性，是了解一個在地家族如何游移城鄉的良好案例。
長程脈絡的參照，是這位歷練豐富的耆老生命史提供的優勢。我們看見，陳女士的家族雖有足夠的都市經驗，但若以百年為維度，卻不是向都市急進的家族。她的家庭／家族有更長的時間居住在原鄉，但這並不意味「不離開」，是使其能在部落樂業安居的原因。我們發現，恰恰是游移於「部落老家」和「都市新窩」的經驗，使他們找到浮游家庭的能動性，以及家鄉與都市連結的更多形式。簡單說，地理之外的「都市」，空間之外的「老家」，對陳利友妹而言是一體性的存在，那是十字繡，是女性說話、符號美學和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