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1995年人類學者陳其南提倡下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是影響近代台灣社會最鉅的計畫性變遷計畫，但在這十數年的區總體營造運動風潮中，歷來與地方社會最為貼近的人類學研究者卻遲遲難以跨越社會實踐的鴻溝，以致相關研究成果十分稀少。根據國科會社科中心委託的〈2007年人類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報告〉顯示，台灣人類學界由於處理「應用人類學與社會實踐」議題的相關知識及成果不足，是亟待開發的領域。應用人類學在國際雖已有相當長的發展歷史，受到國際人類學界的重視，也累積不少工作方法論，但未必適合移植入台灣獨特的社會情境中。另方面，台灣的人類學者擔憂介入地方變遷有違人類學田野倫理，或「計畫性發展」可能對地方造成破壞等，都是影響國內人類學者從事應用研究的原因之一。然而，自90年代以降，隨著國內原住民意識的覺醒，原住民文字工作者及地方居民不斷對學院人類學發出「反人類學論述」的時空背景下，人類學者是否仍能安坐學院搖椅，而無視來自田野的批判？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法，考察作者自身帶領實踐大學觀光系原住民專班學生，參與屏東縣泰武鄉佳平部落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實作經驗。文中，討論人類學在實踐層次所關心的研究倫理與方法論二個問題，並探討原住民知識在連結人類學的社會關懷實踐與原住民社造間的關係。期待能抛磚引玉，引發人類學界對挑戰「走出學術搖椅邁向社會實踐」更多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