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首先以侯孝賢的台灣三部曲為中心,描述從《新電影之死》到《戲戀人生》的典範的轉移,但指出某些爭議的焦點,例如歷史電影是否反映真實的問題,並沒有因為承認歷史電影都是虛構的而消失。透過對《好男好女》的細讀,本文認為該片並不具有《悲情城市》眾聲喧嘩的特質,反倒是呈現一個線性的歷史敘事,指出美國介入韓戰,改變台灣歷史軌跡,也間接地影響了兩代好男好女的命運-導致政治受難者的死亡,台灣的快速資本主義化,以及社會主義理想在台灣的終結。《好男好女》透過對過去的探索與釐清,解釋了現在之所以為現在的理由。
本文首先以侯孝賢的台灣三部曲為中心,描述從《新電影之死》到《戲戀人生》的典範的轉移,但指出某些爭議的焦點,例如歷史電影是否反映真實的問題,並沒有因為承認歷史電影都是虛構的而消失。透過對《好男好女》的細讀,本文認為該片並不具有《悲情城市》眾聲喧嘩的特質,反倒是呈現一個線性的歷史敘事,指出美國介入韓戰,改變台灣歷史軌跡,也間接地影響了兩代好男好女的命運-導致政治受難者的死亡,台灣的快速資本主義化,以及社會主義理想在台灣的終結。《好男好女》透過對過去的探索與釐清,解釋了現在之所以為現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