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自慶曆時期以降，在社交酬酢中逐漸形成的「真儒」新用法，到了 熙寧八年（1075）的〈王安石拜昭文相制〉（簡稱〈拜相制〉）是一個巔 峰。原先只流傳於士人之間，用於彼此讚揚的語詞，第一次進入了與當代 人物有關的官方文書中。由於這份官方文書是以皇帝的立場所作，必然受 到極大的矚目。徵諸「真儒」此後的用例，則更可見其在政治、學術場域 中的多重作用。本論文將聚焦於經史詮釋領域。首先分析〈拜相制〉的論 述，再著力討論司馬光在其《法言集注》及《資治通鑑》中的爭辯性段落， 然後，討論分屬不同學術傳承脈絡中的秦觀、晁 之、楊時、陳祥道等人， 在其議論及經史詮釋中，如何以闡述「真儒」之意的方式，回應〈拜相制〉 界定王安石為「真儒」的 法。本論文希望透過分析經史詮釋如何涵攝原 本在政治領域中的「真儒」一詞，展示經史詮釋中所具有的「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