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在台灣文學的婆娑林海中，日文作家被迫以征服民族的語言來書寫自我，他們的文學是奇特的。大正末期到昭和十年代期間(1920-1935)赴日，在內地各大學攻讀文藝相關科系的青年，在異鄉綻放的文學之花尤為動人。其中1933年成立的「台灣藝術研究會」及其機關誌《》，匯育許多優秀作家，堪稱台灣日文作家最重要的搖籃。在東京這股以日文書寫的台灣文學運動，追溯其源頭可上溯20年代初期，謝春木、王白淵等人是其中代表人物。他們以反殖鬥爭為標的有意無意播下的文學種子，在《福爾摩沙》時期首次吐露文學的蓓蕾，到「文聯東京支部」時期盛開。從1932年東京台灣人文化同好會開始，到1937年內地文化活動空間受抑成員先後返國為止，這五年左右「域外台灣文學運動」在文學史上是相當珍貴的經驗。我們可稱呼這一批曾參與《福爾摩沙》或因參與「文聯東京支部」而與該集團親近的旅日文學者為──《福爾摩沙》系統作家。其中對該集團深具影響力的創建人王白淵，海外活動力最旺盛的吳坤煌，以及維繫戰時本土文學脈動的張文環，最為突出。當年他們在《福爾摩沙》發行過程中摸索出來的帶有左翼色彩的文化運動經驗，不斷凝結、啟示著他們往後的文學活動與抗爭運動，以致形成一股綿延十餘年的文化勢力。職事之故，本文以王、吳、張三人為貫聯，觀察殖民經驗、文學創作及意識形態在若干旅日作家身上展現的連動關係，以及這股文學脈動在文學史、文化史或精神史上的意義。此外，筆者也將藉此指出有良知的殖民地文化知識份子，如何以與時俱變的多元認同型態，探尋母土出路的各種可能。經由討論研究，我們看見王白淵充滿傳奇的文學影響，吳、張驚人的跨域活動，還有他們在運動凋零或苛烈戰局中也不喪失的智慧、堅持和幽默。除此之外，我們也看見殖民地情境如何使政治性成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重要內涵，以致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各式民族寓言與微言大義。旅日文藝青年對本土文化、歷史的清晰自覺，使他們從未將文學止於一種獨立藝術來對待，而將之發揮本土動員、歷史建構、權力競逐、甚至文明辨証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