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en-Heng Wu

在1999年發行的《神經質主體》（＂The Ticklish Subject＂）中，紀傑克指出巴迪烏對精神分析的批判忽略了死亡驅力的激進性。然而，在幾年前一場與巴迪烏的辯論，紀傑克被與會人士問及現今是否仍抱持與當初相同的批判，他一反常態地回應：「我當時略帶疑問地說服我自已精神分析的過程即具政治性，甚至認為所有政治活動與分析過程能相互對應……我現在已放棄此觀點。我已不認為精神分析的結論⋯⋯能作為政治實踐的一種真正的形式」（＂Philosophy＂ 102-03）。紀傑克的告解不僅促使我們重審精神分析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其自我批判似乎也暗示著巴迪烏在《主體理論》（＂Theory of the Subject＂）中對精神分析的批判具相當程度的正當性。本文以此為起點，探討紀傑克早期對巴迪烏批判的洞見與不見，並透過兩者對主體看法的歧異，解釋精神分析與政治的關係中形構性（constitutive）與對應性（correlative）的差別所產生出不同的政治與倫理意涵。本文結論指出，精神分析對政治主體的建／解構仍具相當的啟發，但若要尋求更進一步的發展，精神分析必須超越對否定性（negativity）的執念，發展一種能在本體論層次接受匱乏的立論，也能在現象層次發展主體過程，闡述、展演並組織匱乏所帶來的效應。